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
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
半渡上遼津，黃云慘無顏。
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
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
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
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
豈惜戰斗死，為君掃兇頑。
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
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
此曲不可奏，三軍鬢成斑。
詩開始四句，詩人概寫了當時的戰局?！昂L”即北風，這里暗指安史叛軍的囂張氣焰，因安史都是胡人。當時安史軍正盤據魯陽（今河南魯山），一個“擁”字，既見到叛軍的囂張，又見到亂軍烏合之狀，同時，也表達了詩人的憎惡之情?！罢蘸Ｑ?，可見吳兵軍容嚴整，威風凜凜的氣勢。然而，當時的唐軍實在不會有這樣的士氣，這不過是詩人的一種主觀愿望?！拔饔懞螘r還”，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氣餒，但卻真實地道出了當時的戰局形勢和詩人對此難以隱藏的憂慮，暗示出未來的犧牲是巨大的。這一感情上的轉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過渡。
以下八句里，詩人把滿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傾注在別離場景的抒寫上，這是詩人感情的一個方面。“半渡”二字說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啟航，還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與家人做最后的訣別。征人們一步一回頭，一步一哀傷的慘痛情景感天動地，使得天地昏黃，慘淡無光。母子別離最動情，最傷感，況且母已老，讀者如同見到這位白發蒼蒼，淚眼龍鐘的老人家，拄著拐杖顫顫微微，執手牽衣地送子遠征，她深知子一去，難生還，所以她“呼天野草間”，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訴著人間的種種不平，向大地哭訴著自己命運的悲苦。然而，此時，她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老人家的晚年恐怕無以為生。母子分離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間的別離也是這樣。讀者似乎聽到野草間震天的哭聲，如同見到那雙雙淚眼在做最后的遠遠一望。征人們已上船，他們所騎之馬圍著旌旗悲哀嘶鳴，好像它們也知留戀故土。馬猶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寫馬，實際上是對上面寫人場面的有力襯托和補充。“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楊葉落進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經很悲苦的氣氛。這一層的寫作順序是先寫人，再寫馬，后寫樹，表面上步步退，實際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構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慘畫面，奏出一曲耳不忍聞的凄涼樂章，這些都充分體現了詩人對苦難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達了詩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對多災多難的祖國赤誠之心和深情的愛戀。詩人轉換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現出征兵們慷慨壯烈，為國平叛不畏犧牲的英雄氣概。這個新征的士兵顯然不是詩人理想中的抗敵英雄，他生于盛世，是個不習弓矢的下層農民。從這一現象既可知兵員的匱缺，又可見詩人對現實的不滿，還表達出了人民毅然從軍平叛的熱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這些只懂農事耕耘的士兵有著強烈的為國獻身精神，他們“豈惜戰斗死，為君掃兇頑？”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達了詩人的強烈的愛國激情。這些征人雖武藝不強，但他們勇于為國捐驅的精誠之心定能感化頑石，像漢代飛將軍李廣那樣箭入石中。這樣的軍隊不怕任何艱難犧牲，定能為國平叛，為民立功。當然，這些慷慨之詞只是詩人的良好愿望和對這些應征子弟的勉勵。
最后四句總括全詩。遙應“吳兵照海雪”句，寫出了唐軍的威武雄壯，同時又籠括第三層六句，唐軍船隊滿載著士兵和他們的豪情壯志，浩浩蕩蕩直奔落星灣（今鄱陽湖西北），再入長江而去?！按饲豢勺?，三軍發成斑?！痹娙艘晦D慷慨豪壯的格調，全詩在凄慘、悲涼的氣氛中結束。這二句遙應“西征何時還”句，籠括第二層八句。詩人又回到了現實中傷心別離的場面。《豫章行》古曲專寫別離之苦，此時不可再奏這樣的曲子了，不然士兵們定會更加觸動思鄉之情，在悲苦欲絕中鬢發皆白。
總括全詩，人們突出地感到詩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對戰亂給百姓造成的苦難深表同情，一灑憂民之淚；另一方面他又鼓勵征人顧全大局，支持平叛戰爭，大抒憂國之情。這種極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構成了全詩凄慘與慷慨，沉痛與激昂交織在一起的格調，這與杜甫“三吏”、“三別”的憂國憂民的情調極其相似。與這種格調相配合，這首詩形成了抑揚頓挫的結構特點。中間十四句先抑后揚，最后四句先揚后抑，以抑煞尾，這種錯落有致的結構與詩人的情緒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見長的浪漫主義詩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風貌和紛雜社會的現實熔鑄在他所抒發的主觀感情世界中，這是李白詩反映現實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詩的風格是多彩的，絕非僅限于此。在他的詩歌中確有一部分像《豫章行》這樣直接反映現實，評論現實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亂，并身陷圄，境況大不如前。此時，他對現實社會有了更真切、更冷靜的認識，于是，他的作品便從對自己身世的憂憤轉為對國事與民生的深深憂慮。這一時期，李白寫下了許多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作。像《豫章行》這樣的現實主義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現實主義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寫《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辭專寫別離之苦，后人利用這一古辭也沒有超出這個范圍。李白《豫章行》，就內容來說，同樣也寫別離之苦，就形式來說，也有一些與古辭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卻沖破了前人“皆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見《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的狹小天地，賦于詩歌充實的社會內容，寫出了如此深刻的現實主義杰作。無論是在思想內容的深度上，還是在表現力的厚度上都超過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這正是對漢魏以來“借古樂寫時事”（沈德潛《古詩源》卷五）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對于以浪漫主義著稱的偉大詩人李白來說，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